9月12日，昆明市正式建立重大党务政务信息公开、主动接受新闻舆论监督制度，聘请中央驻滇、香港驻昆和省属新闻媒体担任新闻舆论监督员。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说，“新闻媒体就是我们的‘保健医生’。”

　　从以往的“防火防盗防记者”到一些地方政府口头上表示欢迎监督，从广州市长张广宁“欢迎媒体挑剔”到昆明市以制度化形式确立新闻媒体的“保健医生”地位，说明地方政府和官员对于媒体的看法已经发生了蜕变。

　　在信息公开、民意疏导的过程中，媒体是一道无法替代的桥梁。在“华南虎事件”中，网络的意见表达和媒体的舆论监督，成为决定事件走向的重要力量之一。汶川地震中，真相再次显示出其强大的力量：开放及时的信息畅通，对于政府决策、凝聚人心、稳定社会、消除谣言等等，功不可没；媒介迅速介入，全方位地展现地震的惨烈、救助的快速、危机的进展，立体化的真实图景呼唤出了国人的道义精神和爱国情怀。

　　媒介的舆论监督之所以有效，在于其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平台，使得各种信息和观点能够在这个公共领域自由碰撞、争鸣，最终能够形成对某一事件全面、真实地再现。新中国的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当媒介能够担当政府和民众顺畅沟通的有力角色时，便会成为社会发展的进步力量：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1979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研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关于姓“社”姓“资”的持久辩论，均在媒体上充分展现，不仅使得民意及时得到反馈，也使得民众在历史的转折点上理解、支持党和政府有关政策和决议。

　　对于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各地政府官员其实是了然于胸的，但是由于个人利益、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羁绊，政府官员们往往会将媒体的作用抛诸脑后，生怕媒体影响了地方形象和自己的政绩。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各种社会问题，官员们往往会采取“鸵鸟”政策，明知当地需要“保健医生”，却还是会以堵压逃甚至恐吓的方式对待媒体。没有制度化的保证，媒体作为社会“保健医生”和“瞭望者”的作用就往往难以实现，只会沦为权力的喉舌。

　　能否宽容包括网络在内的各大媒体的挑剔，颇能体现政府的执政能力，这不仅是防止“言塞湖”的需要，也是人民民主的表现；不仅需要政府官员的宽容，也需要制度化的保证。可喜的是，昆明市委市政府不只是在口头上欢迎媒体监督，而是结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制定了主动接受新闻舆论监督制度，这无疑是个勇敢的尝试——当舆论监督逐步制度化、媒体与官员权力逐渐分离之后，新闻媒体“保健医生”应该会开出更多更好的“苦口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