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出版产业迅速发展并引起世人瞩目的30年。这30年中，中国出版产业的体量增长了几十倍。更加重要的是，其间中国图书市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出版单位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相当多的出版社由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新的出版组织不断涌现，新的出版技术不断运用；出版企业开始走向世界，与国际出版企业的合作越来越频繁，范围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出版产业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国出版产业是在解决这些问题、战胜各种困难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 中国出版产业面临的三大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出版产业在继续增长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过去粗放型发展方式所掩盖的深层次矛盾开始显露，相当多的出版社的主营业务面临增长的极限，有的甚至处于非盈利状态；另一方面，出版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巨大变化来自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外国资本的进入和信息技术的革命。内因和外因的变化既意味着中国出版产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重大的机遇，同时也成为推动中国出版产业转变发展方式的主要因素。中国出版产业目前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国出版产业进入了深度调整期。首先，国家对于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的改革预示着中国出版产业微利时代的到来，这里的“微利”主要是针对中国出版产业以往“低风险、高利润”而言的。随着全国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管理体制改革的全面推开，教材出版的竞争程度将大为增加，农村中小学教材将全部实行政府采购，免费供给，同时现行中小学教材中准价下调10%，这些都使得教材在出版物销售总码洋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教育出版利润下滑，出版社从教材出版中稳获“暴利”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其次，由于大量文化工作室的进入，目前大众出版领域中的无序竞争和低水平竞争已经表明现有的盈利模式难以为继，转型的压力非常之大。第三，随着出版机构由事业单位向企业单位改制的深入进行，人员安排、工资福利、社会保障以及组织结构、业务结构、产品结构的重新调整都会对传统的经营模式带来冲击，增加企业的运行成本和负担。
二、信息技术革命对出版产业的冲击。肇始于上世纪70年代并迅速席卷全球的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革命已经对出版产业带来革命性的冲击。信息技术革命是新的技术范式对传统技术范式的革命，并可能从根本上颠覆传统出版产业的商业模式。另外，信息技术革命促进了传统的传媒、电信、出版三大产业出现了融合现象。在产业融合的背景下，三大传统产业可以共用一个运营平台，产业的规模特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此促进了产业边界的大范围扩展。这种转变使得三大传统产业必然存在资源相互整合的要求，而这种以企业并购重组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资源整合在发达国家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与更为强势的传媒集团、信息网络集团、电信集团相比，出版企业的规模偏小，势必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经过二三十年的企业重组和业务整合，发达国家传媒、出版业的跨国巨头已经初步完成了这种整合和重组，实现了自身业务发展和经营模式同信息技术革命的有机匹配和契合。而这种整合目前来看在中国出版产业还没有真正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出版产业同发达国家出版产业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进一步拉大了。
三、外国资本对中国图书出版产业的冲击。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前，外国出版企业就已经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了中国出版产业的零售和发行领域，并通过下游市场向上游领域逐步渗透。而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的结束，外国资本投资国内书刊发行领域将不受限制。早在1995年，世界传媒巨头贝塔斯曼集团与上海的中国科技图书公司就合资成立了上海贝塔斯曼文化实业公司，以读书俱乐部的形式——贝塔斯曼书友会，进入我国图书零售市场，之后又相继在北京、上海成立了6家相关企业。2005年5月，贝塔斯曼与辽宁出版集团合作成立了图书发行公司，大踏步迈进了图书发行领域。此外，贝塔斯曼目前还在中国开展了网上书店、专业咨询等多项业务。2004年，中国重要网上图书音像零售商卓越网的股权被全球最大的网上零售商亚马逊公司买断。而培生集团、兰登书屋等出版巨头也都表现出强烈的意向试图曲线进入中国出版领域，比如培生集团发起的“培生的选择”项目，就是通过教育来带动出版的一项计划；兰登书屋更是试图控制中国优秀的作者群，成为其全球出版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也已经有一些国外出版机构如斯普林格、约翰·威立等出版公司开始在中国发展电子图书市场、远程教育体系、电子期刊、数据库等新兴出版业务。国际出版巨头有强大的资金和技术优势，有丰富的市场营销经验和管理水平，他们直接或间接地进入出版领域，必将对我国的民族出版企业构成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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