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08年5月，《半月谈》杂志已创办28年。据《半月谈》同志告，杂志已第五次入选“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品牌价值高达3.6 2亿元人民币。不论这评价准确与否，作为《半月谈》杂志创办人之一的我，听了感到欣慰。
岁月如流，28年前我们亲手栽下的这棵小树，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时政刊物。这是我们当年始料未及的，但仔细想想，也确有其必然之理。
1980年的中国，春寒料峭。拨乱反正未竟，改革开放初萌，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此时此刻应运而生的《半月谈》，植根于新华园内，受到上上下下各方的扶持与关照，可谓天时、地利、人和条件俱备。
我在《半月谈》杂志主编、总编辑岗位上连续工作了十三个春秋，历经过创业之艰辛，也感受到成功的欢悦。这是我40多年新闻生涯中最难忘怀的一段经历。回顾初创时期走过的路，感触良多。许多年过去了，可那一件件往事依然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可以说，《半月谈》是与中国改革开放伴生共长的。杂志28年来出版近700期，约6000多万字（仅算公开版）。它记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建设发展的历史进程，记述了这28年间世界上发生的巨大变动。合起来看，可以称得上一部中国改革开放的编年史。这里的每一篇文字，都包含着编辑部同志们，也包括我的一部分心血和汗水。我们的心是与亿万读者的心，与我们时代的脉博一起跳动的。
创业艰难
1980年1月，东北正冰天雪地。我任新华社辽宁分社副社长刚刚九个月，正在沈阳采访，突然接到总社电话，调我回总社，而且刻不容缓，要求我迅速返京。
穆青副社长在同我谈话中，讲了总社受中宣部委托创办时事刊物《半月谈》的考虑，社党组决定让我参加筹办，担任主编并主持编辑部工作。另外两位主编是叶佐标、喻权域。国内部副主任李峰兼任总编辑。穆青说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希望我和其他同志一起把这个刊物办起来，并且办好。
办杂志，对我来说是一件陌生的工作。自1957年9月从哈尔滨外语学院毕业到新华社工作以来，我当过翻译，做过编辑、记者，也在总社的部门和分社领导岗位上工作过，然而主办一本杂志，我心里打鼓，没有十足的信心。。
我怀着试试看的心情来到编辑部。所谓编辑部，当时只有一间办公室，在工字楼四层，四五个人。除了总社的叶佐标、杨彦，还有从分社借调来的3位记者：四川分社的喻权域、上海分社的周永康、广东分社的陈业轩。办公桌上的一部电话机，还是从国内部地方编辑室借用的。真是白手起家，因陋就简，从零开始。
我们当时的心是不平静的。这个在三中全会后应运而生的刊物，寄托着党和基层读者的厚望。基层干部迫切要求恢复50年代的《时事手册》，为基层提供了解天下大事、学习时事政策的精神食粮。创办在80年代的《半月谈》，既要继承《时事手册》的传统，又要有崭新的面貌，适应80年代读者的口味，这个担子是不轻的。
我们在社内各部门的支持下，招兵买马，陆续凑上了十多个人，包括赵冰立、沈鼎、任家骥、张景媛、王秀珍、杨力、黄凤琴，还有从分社借调来的韩之非（黑龙江）、王体强（云南）、崔葆章（湖北）、曹绍平（青海）、王启星（辽宁）等。大家夜以继日地操办各项工作。从组稿、编辑、写评论、画版、校对、联系印刷、联系邮局，千头万绪，都得自己动手。记得我和叶佐标、杨彦骑自行车到位于展览路的北京2007工厂联系杂志的印刷业务，宋厂长爽快地接受了我们。赵冰立来回跑邮局。周永康动手画版样。喻权域同各分社联系。那时大家都有一股劲，有一种创业的激情，一定开个好头，干出一番事业。总社工字楼四层420室《半月谈》编辑部，电话铃声不断，灯火彻夜长明。
忙活了几个月，1980年4月，邮局征订的数字报来了：29万份。
杂志初创就有29万，且是在不当不正的5月创刊，这个数字不算少，可是没有达到我们预想的目标，比起当年《时事手册》最高峰的150万份相距更远。我们没有灰心，因为人们对这个刚刚出世的婴儿还不了解，未识庐山真面目。我们要靠自己的奋斗，靠刊物的质量来赢得更读者，赢得未来。
记得那年5月10日，《半月谈》杂志创刊号上市的那一天，我专门跑到六部口西长安街邮局报刊门市部看看。看到我们编辑的小版本《半月谈》赫然摆在琳琅满目的杂志丛中，很是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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